在黄河流域为主的三皇五帝时代渐渐走过了其尧天舜日，经历了太多的平安和漫长的小国寡民生活，伴随鲧禹父子一同到来的是大洪水时代的的光临东方，此时自然以其不可知的神秘恐怖引出了中国历史夏的开国者禹。洪荒时代在中国并非虚构而是确有其事，鲧禹治水不是神话，在西北即可找到直接证据，半坡鱼就是最好的文物佐证，关中平原在大水来临时其低洼地带很有可能就是一片水汪泽国，我们在北方的上古时代文物残存一般高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地域很高就是很有力的证明。此外上古神附人身人神合一的巫文化为主宰也更能说明在东方出现过自然对人类的震恐与威慑。禹凿龙门铸九鼎划九州之后，被人们以治水有功于天下推为诸侯的盟主，此即民众歌九功之德。禹掌权之吸取了其父被斩首的残酷现实，一但大权在握从不松手，将王位直接传给其子启，开始了从夏到宣统皇帝之间几千年的世袭传位。禹背离了自尧舜时开创的贤能授官的政治格局，违背了尧舜时一民之寒我之所寒，一民之罪我陷之罪，恤下敬民以民为本的民主作风，开了中国家天下的恶头。这种家天下的独裁制就目前朝鲜台湾中亚西亚的政治现状来说，在东方这种恶劣的制度看来并未完全绝迹。

禹铸好的九鼎放在夏都作为镇国之宝器，就家天下开头来说夏从建立到灭亡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最终在夏桀王时期人民以与日俱丧对夏朝作了总结。在黄河下游的商丘一带的商汤革了夏王朝的命将禹鼎搬到了商都此即禹鼎归商。商的起根发苗商颂中有载。

商时周族尚未形成规模，只是由周祖后稷分出去的公刘一支旅居咸阳的北山区，后在大王坛父时代为避北方猃狁而迁居岐下周原，王季历时代已具立国规模，形成与商王朝抗衡之势。商周在最后的竟争之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商纣无道天下人神所共愤。殷纣王走了夏桀的老路，在文王居丰武王居镐时，周已完全具备打击商纣王的实力。禹鼎又被周武王以正义，文化，秩序搬到了当时的丰镐如今的西安。历史迎来了一个承前启后的违大朝代-------周，一个上承夏商下启秦汉值得历史铭记的朝代。

进入周朝之后，中华文明进入自觉期。这是周朝所独有的历史印记，也是周不同于夏商两代的区别。特别是周诗周礼周乐周易是做为中华文明进入文化自觉期的四个代表，甚至周的一些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进入周朝大的社会人伦规律定下来之后，一切政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司马迁将周的最上源定为皇帝之子玄嚣，又称生活在关中平原教稼台下的后稷为周祖，即周人的共同祖先。由此再上朔的话不难看出周的最上源应为炎帝族属，而非黄帝族属。因为由炎帝族属自西向东沿渭水东进至有邰比较合乎当时的交通现状，所以说周的族源应为炎帝。其次周以火德立国，而姜炎部族的图腾就是两团火也是一个回证。周族的发展路线应为炎帝部族向东发展到如今关中大平原的起始处川口，在如今扶风，武功，周至一带形成后稷部落的人丁兴旺，产生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之后，由公刘率周族的一部分移向豳地也就是现在咸阳的北山区，产生周族的雏形。后由于猃狁的入侵又重回炎帝部族的发祥地西秦岐下之地。诗经中公刘一篇对此有祥述，但公刘前的笃无任何修饰作用，其上从竹言公刘的族源很深上可追至后稷与炎帝，公刘就象竹笋一样发自炎帝。下面的马表明了公刘所处农牧结合带的地理位置。从后稷到公刘再到大王坛父时期是周族由关中的武功豳到岐下的产生发展时期。移居周原芜芜是周的正式酝酿建国期，对于北方猃狁可依托岐山为天然屏障，沿续的仍是姜炎部落世代为农官的勤耕细做，在黄土中抵御着北方的狄人和西方的戎人，同时密切的注视着东方中原商王朝的动静。在大王坛父时期出现了社会相对稳定局面，王季历时出现王位的选人引发泰伯纹身断发奔吴事件。

在以周原为中心向西由文王时远征西戎并大获全胜，向东逐渐与商王朝走向政治抗衡，向南联合楚人蜀人作为反商的政治联盟，向北收复了公刘时经营的皇涧流域。国名也因旅居周原而得名，其营邑的位置大体在今天的岐山到扶风之间。

此时中原的商王朝在大王坛父时期就开始走下坡路，到帝辛即纣王时更是走向了灭亡的深渊。看到周在王季历时以与商成角力之势，商纣王将文王扣押羑里今河南汤阴，文王被拘禁后演了周易，后送去美女宝器献于商王方才脱身。回西岐后准备除掉纣王安插在今天西安一带的崇国。周文王准备做革商纣王命的理论工作，并开始联合天下的反商联盟。革命与党人开始在以丰镐为中心的地带作革命的理论与武装工作。这个党的骨干力量起初是文武周公毕公召公散宜生等人，也即周武王的三千大党。以周易为理论指导，迅速的在全国诸侯中进行渗透，前期革命的工作以理论为主。

但革商纣命的最终问题不能停留在理论上，革命的最终问题仍是军事问题与政权问题。虽然文王以其归来乎大声疾呼四招国仕，但却没找到那么合适的领兵之人。最终还是黄天不负有心人，这个人早就不远万里从东海一路远行至渭水之滨，来周之清溪垂钓还带来了他的兵法和治国韬略。这就是文王访贤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对于姜太公来说现在人既是陌生的，因为时间相去甚远，也是熟悉的，因为周对商实施革命性的打击离不开周武王与他的师尚父，姜太公钓鱼渭河岸也是家喻户晓的事。如果结合后来的武王问政于太公就会对太公有一个明确的印象。他对武王指出的治国之本在治吏的论断，与毛主席的问题就出在党内论断是一致的，太公在武王时代就提出了吏的十大罪，十罪即为如下，罪一吏苟刻，罪二吏不公，罪三吏贪污，罪四吏以威力迫胁于民，罪五吏与史合奸，罪七吏坐盗，罪八吏贱买贵卖于民，罪九吏增易于民，罪十吏振掘于民。

其中罪之有三则国乱，十罪并生而国亡。太公为武王解决了朝廊无人领兵的首要问题。因为在中国要革命没有军队只是纸上谈兵的空谈，也只是一阵风似的来得快走的快。前期文王与周公在革命工作中以理论为主，文王忍受食子的精神打击发挥其智力演好了周易，易者，变也，即中国需要一场大的政治变革。周公制礼作乐准备打烂旧政权后为成立新政权作下一步的准备。此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具体表现

中华大地上的八百诸侯都和周武王的三千大党力量已集中到西垂之地的姬姓一族，在这里即将翻开中华文明划时代的革命新篇章。王季历之后西岐建邑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就象中共在延安建邑一样，那里已不适应全国性反商灭纣斗争的需要。

经文王演易周公制礼，太公用兵布阵之后革命的力量已占据了政治优势，开始了周武王坐镐京百官来朝与商公开分庭的政治行动，天下诸侯基本上背离了无道的商纣，中国的政治中心其实已移向丰镐城----------如今的西安。八百诸侯已鼓足了干劲举行了盟津观兵，只等武王王师东出函谷扫灭商纣的大诰了。

然而此时商汤建立的商国却在不断制造出各种耸人听闻的政治事件，违背了先人商汤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社会思想喝网开一面的政治仁德，国家在纣王的领导之下走向腐败衰亡。各种酷刑不断的被纣王周围的权奸拿来搞笑作人体试验，诸如文王食子。理论上来总结就是纣王的暴政已失民心，民怨已如火山将要喷发，但纣王相信严刑酷法足以平息民怨，开膛破腹炮烙之刑随时可以降临到包括太子在内的任何人身上，国之将亡严刑酷法似乎成了这些亡国之君的救命稻草。其次是违背人伦纵天下人之淫欲，吃肉喝酒尽情地挥霍，将天下变成酒池肉林而淫乱无度，民众淫心猛生，到处是酒厂与红灯区。

权臣唯恐明日天塌下来便丧心病狂的向下一级一级的敛财挥霍，一级向一级盘剥，聚天下之财于鹿台，最终鹿台之财不是以纣王为首的各级官吏创造出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鹿台之财出自金子塔最底层的民众。由于上述的烂摊子必然导致商国朝着暴政的泥潭越陷越深，出那么几个忠臣良将与国无补，只能引来助纣为虐的历史结论。人民希望纣王早一天死去，而此时商纣的灭亡已成必然。

所以当周武王王师东出潼关在太公望的率领之下一路势如破竹，基本上没遇到成规模的抵抗，当周军陈师牧野时反到出现了商军的倒戈临阵起义，商军在前周军在后将战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纣王盘踞鹿台之上的摘星楼，一把大火宣告了一个残暴王朝的覆灭，纣王葬身殷墟的火海之中，纣王天子被武王作俑连发三箭以解天下人之共愤，商也从此历33帝而告终。此即商鼎归周。周灭商之后分其后裔于宋卫之地，周天子以其功臣太公望功大首封于齐，其余功臣宗亲即周武王的三千大党各领其地，商鼎被从安阳运到丰镐。文王演易，武王灭商，周公吐甫，天下归心，人人归顺泾渭两岸的周朝彷佛就在昨天。

提起周朝人们并不陌生，只所以感到比夏商两代清晰，是因为周人的身上存在的东西我们现代人也有的缘故，因而感到亲切。此外周朝是一个重文化领域工作的朝代，虽然文武周公早离我们而去，但周易，周诗，周之礼乐等等却仍然存活，因而周是中华文明和文化的自觉期，周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中华文明在经历东西二周之后其文化大格局的形式与内容基本上定型了，这是周朝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其他朝代所无法取代的地位与作用。所以说周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既是源又是流，他的承上启下的地位非常重要。抛开周朝夏商两代几乎成为空白，而以后的汉唐文化也就不知从哪里来的了。所以说认识中华文明的第一步就要从周朝开始。

周易。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的成书过程是文王在监狱中完成的。当个人身处囹圄之中时他对外面的世界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文王渴望自由，因而周易所猎涉的自然风土人情山川河流就有了亲切感与神秘感，在人身禁锢的绝望期盼之中对自然天地之间的各种表象赋寓了自己的生命感悟，萌生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耆龟，龙图献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唯先的伟大思想。将中华自神农结绳记事时代以来数的变化与自然界常见的物质现象用人的思想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虽然没有完全脱离上古人神合一巫文化的影响，但周易的崇尚自然却增大了周易的科学含量，其中许多的卦辞另一面也反映了灭商的政治迫切性。

周易演成之后，中国文化自觉期的第一部代表作也就是基于此之上了，特别是东周时期经中国文化第一人孔子之手的扩充推演解说，周易增加了新含量和新的生命力。孔子晚年一头扎进易中几乎不能自拔，晚年犹喜易，他对文王周易作了十翼的说明文章，使周易换然一新，事实上当易成为群经之首时，人们认识和继承的是孔子之易而非文王之易。如果提及中国文化最能代表其特征的东西，不是龙不是凤，也不是长城运河，而是周易。

孔子将易传给其弟子后经几百年的推演，到西汉时汉儒将易整理成为一门完整独立的学问，特别是汉儒杨雄郑玄马融蔡邕则使易学的内容更加深入细致，魏晋时孔明阮籍嵇康，南北朝时陈抟种放，唐宋儒学大家包括苏轼在内的一大批文学家的推演，另有一大批算学家如秦九韶杨辉李淳风的参与，到明清时易学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经学体系。认识中国得从周朝入手，了解周朝需从易经入门。

易是建立在夏之连山与商之归藏两部书之上的，其来源最早在西北的连山氏，不单是文王在狱中苦思冥想出来的，易虽来自上古巫文化的主宰期，但易中已有明显摆脱巫文化的自觉性，这也是易的社会要前进文化要革命的现实产物。易确立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总体框架，即人是由天地而生的，是天地间的各种物质产生了人类，在人类社会中先于我们到达世界的人是我们的先人，后于到达的是我们的后代。明确了人的先后关系之后，一切关系以时间经由生命的日新月异就是人类社会所产生的象。在数与象之间以时间串起来，就是易的内容。易用周文王的同行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讲数的，这是对周易最好的总结。当人们沉浸在周易的汪洋大海之中茫然不知所措时，黑格尔的这一句话是指点迷津的语言提醒。也是对中国庞杂的易学体系纲领性的总结。不难断定几千年来易学体系中参杂着大量迷信神话周易的无用成分，黑格尔的下文就是不要迷信周易而作茧自缚。

周易说穿了就是周人认识世界的文化思维体系和方法，其基础是数与象两大体系，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象风云雷电阴晴圆缺，地形山川河流高低起伏。其中敬天敬地敬鬼神的爻辞来说对现在的文化无多大用处，与殷墟的甲骨同属一类，但中国文化在三代时期就是那么一种现状。中华文明从其一产生就密切的注视天上的日月星辰二十八宿，地上的飞禽走兽山川河流，中华文化来源于自然。

数即是中国上古结绳记事时代的文字符号--------绳子之间有圪瘩。苞犧氏时已有做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符号，形状象麻将牌中的索或条，书写方法周之铭文与商之甲骨大同小异，汉文数字符号难写难记自然就淘汰了。但中国的数从其一产生就凝结了黄河流域东方文明的灵性。数在易中描述大致如下；黄帝所言一者，阶于道而机于神。至大无外，谓之大一，也即太一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运于五行之中，数至五而备，五居中央，前推四后推四数至九而数成矣；或云四象生八卦而卦卦叠加数至无穷，数在中国神秘的出现也离不开河图与洛书，由此也引出中国最早的相关算学规律。及至后来有周髀商高，方程勾股，柔末衰分，成数把头，千十相望，百万相当等算学规律。其中九章算术与祖冲之的曲率最能表现出中国古代的算学智慧。

至于象来说就是天象地象人象也即三才成象。而易学之中算命的成分不可取。未来世界人类无法预测。因为死人管不了活人的事。

周从黄帝之子玄嚣在如今关中大平原一带创业，夏商时黄帝之子为庶不在位，秉承了炎帝神农氏导民播谷的良好风俗，世代为农官，经周祖后稷时关中已成为人口相对密集区。人丁兴旺之后由公刘率后稷一支北上豳地另谋生路，并在如今咸阳的北山区彬县长武永寿一带营邑建京，不断向澄城合阳一带发展，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打击被迫迁移至周原岐下，又重回炎帝故里的西秦。大王坛父时期出现了又一次的繁荣昌盛，民心安定风调雨顺，已初具立国与商王朝抗衡之势。商周之间的较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商政治黑暗民怨沸腾，西北炎帝的后代周文王为适应全国性的反商灭纣的需要，开始文王居丰武王居镐。历十九世之艰辛劳做，终于将商鼎从中原夺回西北。从此拉开了中国政治中心以西北为主的农耕文明的大幕，并且突出了周朝是以文化为代表的朝代特征，周文化的兴衰贯穿了周王朝的兴衰。周对商的军事打击是准备期长而出击几乎是一鼓作气完成的，周公东征也不是持久战，周朝是一个重文化诗书礼乐的朝代，对武力没有过分的张扬。灭商之后不久即放马南山了，人们更加熟知的是周礼周乐周诗。

周乐。周乐是周公在黄帝尧舜夏商两代用乐的基础之上，结合周人的民风民俗同时照顾到以前夏商各国的民风民声，创作出的大量音乐套曲。周公制礼作乐既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次化零为整，又是一次化整为零的过程。单就周乐来说现代人可能有些陌生，结合后来周秦同脉秦承周地的历史续接而产生的秦腔来说，周乐就直观了。因为秦腔现在很完整的的保存下来了，而秦腔的前身就是周乐。周乐是周公为一改商纣时国家淫伪之声盛行而谱写的，目的是移风易俗乐成其政，不但要革商纣王政治黑暗的命，而且要革商纣文化腐败的命。周乐制成之后，随着周武王的三千大党召公毕公闳夭太公等封出去的一百二十多个大小诸侯国，以丰镐为中心传向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就最后较大的十二诸侯国来说，周乐就象中国音乐的种子四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春秋时孔子晏子等人对周乐有过精彩的描述。

夫先王之乐，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以和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成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以合其德，以成其政。声也如味，清浊大小，周疏，短长，疾徐，出入，高下以相济也。

左传,鲁昭公十二年

晏子对周乐作的理论性总结，基本上说明了周乐的的形成产生，功用演奏的主要内容。中国的文论乐论基本上都是这样，不直接了当去论述而是转弯抹角让人领会。将形象化的东西再形象化之后反倒使人不明白了。但当时的音乐现状就是晏子所说的那样。先王之乐就是周乐有他的继承性，即农瑟羲琴，黄帝作云门，尧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獲，周作大武等等。乐用以弘道以成其政突出中国古代从三皇时代就是政治挂帅的社会特点，将民风民声同国家的兴衰结合的很紧。即有后来的延陵季子闻歌小雅而叹周德之衰，晋平公闻新声而忘食之说。此即五声之道与政通的理论，五音皆乱而亡国之日近矣。此外就是甚么样的感情用怎样的乐曲来表达的问题，就是乐的内部是有规律的，即晏子所说的清浊大小，高下相倾，急缓相济等等，也就是音由人心而起，感物而动以成声，声相应和而生变，变成于方而生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荆谓之乐。故其哀声感者焦以杀，乐心感者声霮以缓，壹心感者其声发以散，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敬心感者其声廉以直，爱心感者其声柔以和。感于物而后动，情动于中而始成于声，声成谓之音。到现在国乐仍就是如此的表达方式。

对于一气来说也没有甚么神秘的，人没气了乐器的吹拉弹唱也就无法进行了，气场说在中国文论乐论中是唯心的不可取，与李洪志的法轮大法有些相似。可取的是音乐生于度量本于太一之说。

将五声比作五味就有胡比之嫌了，食物是固体的而音乐是流体的。中国的五声论来自黄河流域的阴阳五行说与中国最早的器乐笛。是三皇时代在人们手与臂的尺寸自然长度上划出长短之后，竹笛钻孔就会发出宫商角征羽五个高低不同的音阶，此即律尺调声。黄帝时已有一黄钟为一音阶的基本单位之说。以后再不断加上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的成分，形成中国古乐凡乐之道，五声六律八音十二管为纲纪。五行寓宫商角征羽五声，八音以八卦而寓八方之音，阳六为律，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六为吕，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此即中国音乐的五声六律十二管之纲纪。

二体反映的是中国乐舞一体的表演方式，体就是人体的动作造型，按五行说而定中国的舞应分为男舞与女舞。男舞就是中国最早的武术，多用于战前的壮威，女舞就是伎乐表演舞。中国的舞蹈不主张男女同舞，界线很分明，与洋人的洋舞有明显的区别。

三类即是风雅颂的三类用乐，诗乐在周时是一体的，诗300披之管铉皆能演唱。四物即是中国器乐的四种材质构成-------金石丝竹。金是冶炼术掌握之后的金属器乐，以钟为代表；石在北方多为陶乐，其中的代表就是埙，丝就是各种载铉的器乐，在北方大多为牛筋而南方多为蚕丝，有炎帝造琴瑟蒙恬造筝之说，竹是中国音乐的鼻祖与领音定音的乐器，有笛箫芋彤等等，以笛为代表，南北通用。晏子的乐论基本上说明了中国古乐的五声六律八音十二管的音乐纲纪。因为三代之音遗于齐，而晏子即为齐人。

乐在夏商时是处于分散状态的零散小曲，周建国后在八面来风的基础之上以原周地的用乐为主，由周公制定出了中国人在各种场合的固定音乐套曲，如军乐，民乐，宫乐，祭祀乐等等，是古乐的一次化零为整。如周南召南勤而不怨，鄘卫之风忧而不困，郑音细柔，齐风东海泱泱，豳风乐而不淫，秦风能夏则大，陈凤毁丧，小雅以寓周德之衰，颂乐用而不匮，曲而不屈。此即周乐大致的表达内容，就目前来说周乐虽已失传，但各地流传的曲调似乎仍不出周乐所表达的范围，其今乐之所传与几千年前周公制礼作乐时也无多大出入，只不过现在不太完整而已。但秦人将秦腔却完整地保存至今，从秦腔的诸曲牌中不难找到周乐的部分曲律。秦腔的哭音诸板很有可能就是周乐的丧乐，当然现在流传于民间的诸腔调用器乐上来说更接近汉唐。但从演唱程序上不论周乐，秦腔，汉乐，唐乐而言，完全相同，即诗人作词乐工谱曲演唱。周时是这样，汉唐也一样，现在仍是如此。离不开五声六律八音十二管的纲纪。其中吕氏春秋史记对中国古乐有详细说明。

如果说现存的周乐已失传也不错，因为如今只见孔子的诗三百而不见诗上的曲律。如果说存在也是对的，因为周之后紧接着是秦承周地的历史续接，秦腔应是周秦和并后文化合二为一的产物，秦腔仍存所以说周乐也就存活。秦腔中的哭音欢音诸板就是周乐的民间婚丧红白喜事用乐。在如今关中古秦国的一些地方，每当白事临门，我们还可以听到见到完整的丧乐，如哭乐，跪拜乐，出殡乐等等，从周公时代一直流传至今，足见周乐强大的生命力和周公制礼作乐时的深远智慧。这种曲律优于齐豫梆子，优于江南棉软无力之乐。之所以有如此之优点，是因为周乐突出了乐正人心，敬天地，厚人伦的三大功能，也就是周乐仍存的原因。

当然周武王不是对殷纣王唱几句流行歌曲就能推翻商纣的残暴政府，周乐只是用来凝聚力量激发灭商斗志的。纣王是中国历史上几个少有力能扛鼎的力士型帝王，。天下人被纣王的淫威所震慑，人们需要从心理上克服对纣王的胆怯之心。周人既然能演周易制礼乐，这种工作也难不住周人。他们找到了周地的两种东西，一是牛皮，一是木材作成大鼓，大的战鼓用一整张牛皮蒙成，这就是周文王的战鼓。战鼓作成后要求击打者面部表情严肃镇静，双脚稳扎于黄土之中，擂击之势如猛虎下山，再配以钹锣以示征战之用。这种节奏就是中华的心跳，如今那里有华人那里就有锣鼓家使。既然作为战鼓就应特别忌讳击鼓者嬉皮笑脸用心不专，此外即是胡乱游走转身扭腰故作丑态。而现在的周王战鼓被人变得五花八门，已不是真正的战鼓了，称其为娱乐更为恰当。对战鼓的影响可能与陕北的腰鼓与西方的摇滚乐有关。陕北由于二十世纪中共在延安建邑的政治原因，东北的秧歌陕北的腰鼓从延安出走后，那种挂在身上胡敲乱打的腰鼓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周秦之人的大气与威猛，腰鼓代表不了周秦之人的粗邝与豪放，真正代表周秦之人性格的是周王的牛拉鼓秦王的战鼓汉王的汉宫乐舞唐王的大唐鼓乐。

对周王战鼓如今的际遇，首先应从宝鸡这块战鼓的诞生地予以纠正，宝鸡身为炎帝故里的文明之乡，应从一种故作洋文化的丑态中翻然悔悟，区区西秦却曾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史前及周秦文明，就中华文明积累的厚度与深度在全国而言仅次于长安。而现在全球华人都来关注的同根同祖祭奠炎帝活动，被宝鸡的文化狗官搞得污七八糟。动不动就打腰鼓扭秧歌，至于腰鼓尚与秦人有一丝的牵连，而踏青蛙似的秧歌，广大的周秦之人从内心来说是厌恶的，让人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应尽快的从秦文化中扫地出门，周秦文化是以稳重端庄大气为特点的。

如果说周文王的战鼓定下了中华的心跳脉搏的话，那么周易就明确了中华的年轮。即以天干地支组成的六十年为一个甲子的社会年轮。一个人活完一个甲子就算基本完成了任务。以生活在中间四十年的一代人为中心，向前推20年就是我们的父辈，向后推20年就是我们的后代，父，子，孙三代人沿甲子不段的重复往返，代代无穷。所以说中华文明的继承与排外性很强，文化没有明显的断代与质变期，形成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的一脉相传。不会像古埃及印度巴比伦，楼兰，三星堆，西夏国那种突然中断消失的文化现状。周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现在人明白是何意，唐诗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到海不复回现代人一清二楚是何意。

周礼。周礼也是周的另一个重要存留。现在人提及周礼可能想到礼是礼节的一种形式，周礼含有礼节礼仪礼貌的成分，但不尽然。周礼与现代人的请客送礼不是一回事，当然更不是高价名酒天价月饼之类被买官者当成敲门砖那一类东西。周礼在周朝是一种社会制度，也即天秩有礼天讨有罪。周礼产生之后使中国人套上了社会既成秩序的枷锁，礼所强调的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社会既成秩序，稳定压倒一切就是礼所追求的社会功效。礼与数与乐密不可分，涵盖了周朝的所有制度。具体的说，就是王者之礼王承天命，天子居中央，王即天天即王，诸侯官场之礼唯王命是从，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唯上是从，上之所好下之所行。权奸无逆鳞之举，诸侯必须紧密地团结在周天子周围。民众之礼平安是福和平共处，四时八节礼尚往来，有礼方能有祉。普通民众只有乐于奉献安于生活现状，老老实实呆在那里。周礼的政治格局到现在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潜形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见礼在中国文明社会进程中发生的有用与无用的作用。礼其实就是中国社会隐形的政治基础，西周灭亡后松动跨塌，孔子所说的春秋时礼崩乐坏不是说人与人之间礼仪消失了，而是周礼所构架的社会制度完蛋了。汉至武帝时，经汉儒对礼的挖掘整理，吾道从周的孔孟之道步入国家正统思想体系之后，达到了治定功成礼乐乃兴的文化壮观场面。全面系统的展示了礼从何而来，礼的功用，礼的表现方式在汉代作了全面的再现。即礼生于数，明于理，成于让的整体再现。

即礼由人起，飞禽走兽不需要礼，周公制礼作乐全国人民同意礼的存在。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愤，愤而不平则争，争而无度则乱。可见周礼的作用就像人类社会的衡器，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划定每个人在社会中应处的地位。人所处的自然地位即人伦关系的确立是周礼的合理成分，每个子女都是父母的子女，这是亘古不变的人伦规律，基于此之上的其他姻亲关系摆脱了原始状态下的群婚乱婚，是周礼在东方文明进程中的一大贡献。但由此引申出的其它政治关系却有其欺骗性和反动性，即礼最后落脚在了止争的政治理论之下，其目的是让统治者永远统治下区显然不符合自然规律和历史兴衰更替的演变规律。周公与始皇帝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想历至万世而不变，事实远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说当社会进行大的革命与变革时，人们也就将礼弃之一旁不顾了，就必然发出王后将相宁有种乎的暴动。礼在中国制造了鲁迅小说杂文所批判的黑屋子理论，时至今日礼的精神纲领的不合理因素仍然牢牢地套在人们的脖子上，就连蒋委员长也没有让礼仪廉耻歇一下。

礼的合理性在于划定了天地人三大社会关系，也就是礼到现在仍然存活的合理性。即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没有天地祖先，我们从那里出生，没有人类社会中杰出才能的人，这个社会如何治理，如果不尊天地自然遭到雷击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没有君师社会永远在原始状态下摸索。所以说礼也就了上事天下事地，人们共同尊重贤能如尧舜商汤文武周公这样的人，社会才能取得长而足的发展，此即礼有人法天地参自然的合理部分，由此也可看出中国社会从其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天地君亲师之上的政治形态，不是像美国一样建立在金钱与掠夺之上的国家形态。礼在社会发展到两个极端时表现得极为突出，一是治定功成时期，一是极端独裁专制时期，礼的表面现象会非常完善，，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诸侯绝对服从中央，否则头上当乌纱屁股下面的官轿就让别人弄走了。

周诗。诗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如孔夫子门前卖诗经，不知天高地厚，人们熟知的春华秋实和雪月，唐诗宋词汉文章。周诗是孔子在周典藏诗三千首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的文化精品诗三百。后经孔子弟子及齐鲁韩毛四家传诗，齐人袁固生，韩婴，鲁诗三家失传，现今从毛氏一家，即毛苌毛亨大小毛公的毛诗。诗的所有内容毛诗在其首篇大序中说的很清楚。即什么是诗，诗就是周人的思想借助语言的全面表达。当时由于中国语言文字就停留在那么一种现状之上，无法全面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借助了赋比兴通类互用的方式。其次是诗是干什么的，诗言志。即诗是表达人类感情的工具，诗三百篇篇言志，这就是诗的用途，也就是兴观群怨理论。第三方面是诗的附着物乐，诗乐一体论。诗与音乐之间必须八音克谐有听觉美感，继承了舜的诗乐理论。了解了毛诗大序与孔子也就全面了解了诗经。到宋代朱熹为诗经加进其个人的观点，曲解限制了诗经的完整艺术形象，就像为诗经加了缠脚布。所以说读诗应以个人主观思想为主，不要陷入朱熹先入为主的文学圈套之中为宜。

此外即是孔子作三颂时从中体现了孔子的恋祖和爱国之情。孔子的先祖为商之贵族故留商颂，孔子一生追求吾道从周，故留周颂，孔子的祖国是鲁国故留鲁颂。除周易周乐外，周诗也是周朝必不可少的文化成分，周诗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的思想已基本形成，也是中国文学进入自觉期的标志。

西周前期在经历了成康之世的繁荣之后，文武周公太公相继离世，国家象人一样人到中年生百病。前期武王灭商，周公东征分封出去的三千大党各自就国君臣相安无事。经几百年之后历至懿王时期周道衰微，宫中丑闻不断，诗人作刺出现了文化反叛现象，法小驰是非疏驳，法大驰而是非易位。民间俚语乡谣也不断的善言相告国家将进入有事之秋。如果周王室能擦民心顺民意的理清君为轻民为重社稷次之的政治关系，不至于出现周道衰微民心有乱结果却是恰恰相反，背离了文武周公太公开国时的远大政治抱负，背离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建国思想，背离了周法刑法新邦用轻典，平邦用中典，乱邦用重典的的治国方略，到了厉王时期便出现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恶劣作法。昏君奸臣总以文武周公的后代自居炫耀，扳指头算他们是第几代文武周公了。老是觉得人民好像欠了他们的。什么话好听就专捡什么话听，将全国大面积的民怨当成耳边风，如果你敢妄议朝政一旦被人告发，大刑五百中刑五百挖眼割舌挑筋断骨的严刑随时伺候。处于厉王的严刑酷法，人们父子路遇连问候的话也不敢说了闪几下眼皮就行了。厉王就是厉害管天管地管人说话，社会风气成了一潭死水。厉王的眼线遍布全国，专门以告发人怨为谋生方式。民众从此离心于周王室中央政府。

而此时在厉王周围的佞臣春风得意，极尽奉承之举，如果厉王说擀面杖能吹或佞臣不但说能吹而且会吹得更旺。以至于后来厉王得意的竟然对群臣作训，你看我又多能，现在没有人敢乱说了。此时的周王室已被一伙国贼权奸所架空，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知，诗经中大量的愤世之作就是此时，上至官府中的普通公务员，下至黎民百姓，其中以魏风为代表。

当厉王丧德舞势的卖派时，他却不知自己已被一群权奸推到即将爆发的火山顶上。终于在前841年爆发了丰镐民众的国人暴动，丰镐之民荷锄扛斧执鈻举銇围攻京城，厉王此时众推墙倒再无人卖乖了，狼狈逃窜潜逃至如今山西的霍县周时的彘地。国人乘胜追击不到黄河不死心，渡过黄河将厉王就地乱棒打死。返回京城后怕周王室秋后算账，再次围攻京城，逼召公交出其子顶替厉王之子静受死，其间民众领袖可能与周召二公有过政治谈判，然后方才散去，后即出现周召二公辅政共和的艰难时期。

从此之后周王朝进入国家癌症期，即国家进入将死不死的状态，就象人快要死了但还没有断气的残喘期。此时国家就如同病人得了癌症无药可救只有坐等死亡，而新政权却无影无踪，民众就象徐悲鸿画的田横五百仕那样，处于一种茫然的期盼之中，但民众已看到了国家无好下去的可能而彻底离心，民众希望天下有乱旧政权尽快的垮塌。这样的朝代现状在周为厉王之后，在汉为武帝离世之后，在唐为明皇失权之后，在明为万历之后，在清为鸦片战争之后。这样的朝代特征是，国家最高层的中央机关极度的腐败昏晕无能，是昏君领着一群国贼权奸进入小朝廷的花天酒地之中无度的享乐，即使天塌下来也砸不上他们这群混账；朝中的的各级大小官员也不是聋子哑巴盲人，他们明知国家将亡，于是丧心病狂的要安好自己的小窝，做好朝代灭亡更替之前的钱粮准备，由上而下如狼似虎的盘剥敛财。中央各级官员只管花天酒地的坐享日薄西山前的及时行乐，吃的是满嘴流油，穿的是绫罗绸缎，坐的是八抬大轿，对下大肆扶持自己的亲信朋党，朝廷产生昏君养奸臣，奸臣盼昏君的恶性循环，政治上产生去河北贼易除朝中朋党难的政权失衡现象，朝廷出现草盛豆苗稀的国贼权奸前赴后继，上级对下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为非作歹，国家政治矛盾空前激化。继之而来的是国家经济迅速萎缩，民众走到哪里都是一句话；钱难挣。天下财富迅速的为官商勾结的官与商阶层所垄断，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小不均则生大不均，大不均久之则国亡。富者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穷者父母亡故都无力埋葬，诗经中对此有述。总体上来说民众成了瓦上霜，各级官吏是文官贪财武官怕死。此时国家对象孔子屈原苏轼陆游辛弃疾这样的人来说，朝中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国家只需要奴才狗才，用人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坚决拥护现行的朝廷即可。国家不是孙总理所说的人能尽其材，或龚自珍所劝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国家现状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黑屋子理论，在中国要想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

这样的朝代现状往往维持一个甲子左右的时间，国家象病人一样从头烂到脚了，加之中华华民族的克星----------南涝北旱来临时，国家不是被汉人自己推翻，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所打垮。就象西周的国人暴动，或是大楚兴陈胜王，或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横扫中原，或是天街踏尽公卿骨，闯王来了不纳粮，上帝转世为洪天王等等。他们并不都是李瞎子李自成进北京凭的贼运气，大规模的民乱是基于社会压迫之上的，民众只有挺而走险由此即可看出国家进入癌症期可怕的政治现状。此阶段是大船渐沉时期，国家进入昏死状态的黑屋子里，但人人都愿意这艘漏水之舟尽快地沉没。此即厉王与国家癌症期。

经周召二公扶政后还政于宣王，本应从厉王之死上吸取经验教训的周王室，此时是记吃不记打的。不仅没有反悔自己的严重错误，反而在死亡的道路上越走越近。及至幽王时烽火戏诸侯有过之而无不及。幽王将国事完全扔在了一边，为得褒氏一笑将国家军队当成玩具，频繁的进行大阅兵，就差让军队去大张旗鼓名正言顺的经商了。兵家云；兵动则威，兵观则玩。幽王在动摇着国家赖以生存的支柱。阿拉伯人沿世界各条商路经商，就商业而言，阿拉伯人是世界上最通商道的，但萨达姆也不敢放手让自己的军队经商，军人变成了转手牟利的商人，国家有何前途可言。经过屡次三番的戏弄诸侯天下乱势已定，国内的周人早已恨死了无道的昏君周幽王。北方的犬戎蒙古人正象天上的雄鹰一样，紧紧地盯住了丰镐城里的这一堆死肉，随时准备发动突然袭击。点燃烽火引燃狼烟换来了汉中褒河妇人的一笑，真正当狼来了的时候诸侯以为又是以为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在搞笑，没有人再去厉兵秣马的到妇人面前去显花了。幽王于前771年被犬戎兵枭首于骊山脚下，西周灭亡。

此次犬戎兵是自河套经陕北南下关中直扑丰镐的，关外周公所居威震东方的洛阳却未遭一兵一卒的破坏，此次犬戎用兵政治目的是达到了---------里应外合的摧毁周王朝的国都。当犬戎南下时，周王室的另两支力量也同时出动做好了敌御犬戎，也算是救驾的军事准备。一支是周天子的牧马官秦赢一族迅速东出千渭之会处，既是救驾也是防止犬戎的西扩，另一支就是后来迁居郑州的郑国，西周时郑的封地在西安以东的华州一带，为了救驾郑武公被犬戎兵乱箭射死。此外还有来自现在韩城一带的梁芮等国的威胁。犬戎兵在丰镐一带抢够金银财宝与人口之后准备北返河套。关中形成了三种政治力量，一是周天子的牧马官秦赢一族已据有西秦岐山以西的领土，一是被捣毁的周王室残余及准备一同东迁郑为代表的大小诸侯，一是犬戎控制的封镐。周武王的后人要去洛阳避难，秦襄公同意派兵护送王室出关，周王室向秦襄公许下了秦承周地的空头支票，因为此时关中的中心地带仍在犬戎兵的控制之下。护驾返回之后，秦人迅速在千渭之会处营邑，准备与北方的老冤家在关中展开激烈的厮杀。秦襄公率领周秦之人一寸河山一寸土地与犬戎兵进行了大规模的肉搏战，兵来将往刀剑相刺，你不饶我我不饶你。最终犬戎象推倒一堵墙似的灭亡了西周，但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人口劣势，遭到周秦联合反击之后又败退而去。秦人从此由甘肃天水一带入主关中，经襄文二公的周秦整合现在已分不清关中之人谁是周人谁是秦人了，秦立国之后统以秦称之。西周灭亡，东周开始，秦国也同时兴起。大约600余年之后，武帝东巡泰山求周之后裔，封周之子孙于嘉三十里之地，其位置大致在如今的鲁西南一带。

周史源自炎帝，沿至周祖后稷，经公刘坛父到文武周公，从三皇到商世代为农官也比较可信。广大的黄土高原只有渭水流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的天赋之地，必然形成以神农后稷为代表的中国农耕文明的起点在这里，繁荣鼎盛也在这里。禹铸九鼎经武王灭商之后，被周人以正义，文化，和平，秩序搬运到丰镐，即商鼎归周。从大王坛父到幽王丧国在西北经历400年的繁荣与衰败后垮塌，商鼎又重回中原洛阳。东周开始于平王，实质意义的周朝已经灭亡，东周只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但如今周王的战鼓仍响彻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周的官师制在民众中仍然精神存活。官良则民顺，官盗则民匪。周乐的残存仍在西北民众婚丧嫁娶场合响起；周乐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秦腔，随着时间的深入和西北的觉醒，必将走出西北走向世界；特别是周易周乐周诗，经中国文化第一人孔子之手的删定修编完善，成为中国以后历朝历代文化政治艺术的指南。

就中国历史的现状而言，商之前到上古为一阶段，周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一阶段，汉到现在农耕社会尚未完全消失为一阶段。中国自周之后在周秦两种政治制度的陪伴下一直走到了现在，足见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