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对中国商之前的历史认为是模糊不清的。故云：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乃有频可考。由此可见，商时各诸侯国史官记史已由结神记事而转入甲骨的牒谱存于宫中。只不过是司马迁没有机会见到殷墟出土的甲骨与青铜器，殷墟里的东西是19 世纪末才从地下来到人间。上古文物由于所用材料甲骨的耐朽性与当时文化处于萌动的现状，因而使商之前不论是文物考古和文字考古都陷入了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而且汉代史官没有机会见到商鼎和甲骨文。所以就形成了商之前的历史似有似无的现状。史记成书后的两千年后才使人们目睹了商鼎和甲骨。此后中华文明进入有史可考的现状。按郭老提出的5000年的文明来说可能更长一些，即从三皇五帝时代到商时代约5000——10000年的准备期，其间是起源于神农时代，即取火术发明到商鼎铸成约有一万年的上古人神合一的巫文化主宰的历史时期，因为商鼎不是一夜之间铸成，因此，中华文明准备期应从东方人掌握取火术为起点，即炎帝部族的两团火开始，上面的火是天火——自然火，下面的火是——人工火。取火术使人类进入熟食期，应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期。

炎帝部族的生活范围大致在今天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江南、汉江流域及以后东出潼关与皇帝部族发生战争与融合的黄河下游的大平原之间，生活在这片中国的两条大河——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夏子孙，其血脉中流淌的就是炎帝族脉的炎黄子孙。而炎帝部族的最先发源地，就是中国北方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河流域，在渭河流域首先引发中华文明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格局。整个东方，东到太平洋诸岛，南到南洋赤道，西到青藏高原乌拉尔山脉，北到蒙古高原西伯利亚高原与北极，这片庞大的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和中心就在渭河流域，其代表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人文始祖——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神农时代。

神农时代由于文物考古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因为中国上古史的文物考古就停在了商鼎之时。就现在残存在北方黄河流域的山西、河南、山东一些文物残片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只能说明那里曾存在人类生活的痕迹，南方浙江余姚的残存也是一理。不能盲目断定那里有残片存在就说那里是源。黄河流域由于黄河大水的掩埋作用，南方由于淤泥的沉塞使这些文物都保存了下来，但在西北的黄土高原由于人口密集和无数次的战乱及人为因素，上古文物大多被当作不祥之物损毁了，没有留下多少文物佐证，但不能否定其中华文明发源地的地位。

此外，上古文物是建立在木与石这两种材质之上，而木材的耐朽性最多维持1000年，石头具有易流失性，因而使神农时代在中国考古史上形成了空白。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却是现实的，神农时代为我们留下了一件活证——语言。借助语言考古，我们不难发现整个东亚黄人区的语言中心就在中国的渭水流域。以渭水流域为中心向西沿主语区扩散至昆仑山与青藏，向北自河朔扩至广大的草原帝国西伯利亚直到北极，向东经晋语区渐变后形成中原语区，向南以秦岭为渐变区扩至楚语区和蜀语区，然后经由楚蜀语区再扩散至中南半岛及赤道地区。这就是大致泛中华民族的亚洲区域位置。其中心就是炎黄时代的关中西秦，周时立国的丰镐，汉唐之长安，如今的西安。此即为炎帝时代为我们留下的语言扩散的直接证据。经长安为中心的第一次扩散后，在河朔，中原，楚蜀形成文化积聚之后形成亚中心，其中中原语区的亚中心在商丘一带，楚语区的亚 中心在江汉平原的原郢一带，蜀语区的亚中心在两川平原。这些语言的亚中心拱卫着以西安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就是炎黄子孙最早的繁居地也是华夏的主干地带。第二次扩散之后中原语区向东扩至朝鲜半岛及东倭国等诸岛，楚语区向南扩散至交趾与中南半岛，蜀语区向西南横断山脉以南扩散，向北由长安主语区扩至广大的草原帝国，西起高加索东到库叶岛的辽阔疆域，向西以西北主语区扩至葱岭以西的丝路。

在语言的第三次扩散后，蒙古羌藏，朝鲜日本，百越中南半岛诸国环饶在中国外围的地区，他们逐渐远离汉语母语区和渭水流域，形成他们发音时不经口舌唇鼻咽喉胸腹等器官修饰而直接以口舌冲气发音的方式，这些外围的零散小国也应是泛中华民族所应含盖的地域。亚洲黄人区的这一语言现状，也就明确了黄人的共同祖先是炎黄二帝，并非西方人妄言虚断的蒙古人是黄种人的族源的谬论。蒙古人那里由于人口稀少一些上古的东西保存下来了，但仅凭那几根骨殖不足为凭。蒙古人是从黄河流域出走的炎黄族裔。西方人到近现代才与中国人打交道，当时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地位连黑人也不如，在民族歧视中连我们的祖先也成了蒙古人，这是西方人对中国及东方的无知所致。这种观点我们不接受也不能接受。

在距今大约一万年以前，在中国渭水流域据住的曾经是蓝田人后代的一支，炎帝部族。炎帝时代是大型哺乳动物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东方人类智慧的暴发期。由于西北丰厚广大的黄土区适于农耕的的地理条件，加之当时渭水流域的年降水量大约在2米左右，而渭河的水量大约相当于如今淮河丰水期的流量，因而这里首先成为东方黄人的密集区。这里应该是最早的华夏，三皇三代时的周人，秦人，汉人，唐人，宋明以后的华人的老家与发源地。

以姜炎故里的西秦为中心，向东扩至有邰氏，即今天的扶风，周至，武功乾县一带。炎帝部族与有邰氏结合后，向东逐渐扩至黄河下游与黄帝部族发生战争与融合，向西经农耕区逐渐向农牧结合，游牧区的羌藏西戎一带扩散，向北与向西的内容大体一致，只是向北产生了蒙古人及东北的林胡，炎黄二帝将他们的另一支血脉留在了广大的草原帝国。向南是黄帝部族入主关中之后，也即司马迁所述的神农氏世衰之后的事。炎帝部族在以关中盆地为中心的黄土区，日出而做日落而息日中为市，凿井而耕耕田而食，生活在一种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卿云烂兮，旦复旦兮，虬缦缦兮，日月光华的原始农耕状态，生活在姜水河畔天台山下，生活在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埠吾民之财兮的自然山水之中。

炎帝时代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源头，这种文化痕迹至今仍存。如果说神农本草是虚构的话，那么中华文明最早的文化形式--------会，确是起原于炎帝故里的西秦。起初会应是各个部落首领天黑之后清点自己族群的人数所产生的人文活动，从炎帝时代开始会这种文化样式以后不断的增加新内容，就形成了现在各种人或神的庙会，这是华人所独有的人文景观，如今那里有华人那里就有庙会。在炎帝故里西秦的残存即以宝鸡为中心，以一年为单位，东不出武功兴平，西不出千陇，南不过汉中，北不出麟游的原始文化残存，形成了这里会接会会连会的风俗，也就勾勒出了炎帝部族最早的地域位置。

神农享世期间天下诸侯之事皆以神农为首领和主裁。持续发展大约五百年之后，由于炎帝部族的杀伐和军事扩张，其方向就是北东西三方，特别是出潼关对黄河下游黄帝部族的征战，前期应是炎帝部族强大于黄帝部族，等到侵凌诸侯的强盛期过去之后，便出现了如司马迁所述的神农氏世衰而天下诸侯之乱莫能禁的西北衰败现状。此时应大致为东方的大战时期。从炎帝时代到现在来看战争是人类自身无法避免和必须面对的现实。

由此，生活在黄河下游山东寿丘一带黄帝轩辕氏部族迅速强大起来，，人们看到了神农氏世衰的现实而背离了西北，各部族迅速的转向以黄帝为中心的新兴力量。但炎帝部族在当时虽衰仍是一大部族，所以黄帝战胜蚩尤也是离不了西北的联盟。炎黄联盟和灭蚩尤后，两大部族就开始了东方人所独有的一天不容二日的政治大内战，也即炎黄大战。当然这一场大战不是炎黄二帝之间的战争，而是西北与中原之间的盟主之争。因为炎帝要远在黄帝以前，也就是说炎黄二帝不在同一个时代。炎帝部族衰败后黄帝部族才兴起，两大族群间谁胜谁败自然就不用分说了。

至于战场史记中有载，即阪泉之野，传统的观点是在山西，但也有可能是郑州一带或是关中平原。因为炎帝部族的南迁就规模之大来说，战败后从中原南迁是比较容易一些。但炎黄两大部族间的较量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能否认战争的最终胜败和残酷性，因而两大力量在关中决战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沿中国的两条大江汉江与嘉陵江下江南也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炎帝部族对秦岭的各种地形是很熟悉的，秦岭山中无闲草与神农本草应该说明一些问题的。

在炎黄两大部族的多次战争之后，炎帝族群屡次南下之中有可能灭亡了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者的土著巴蜀之人，巴人就是长尾巴的人，现在已绝迹。并由川北向南发展，以后形成蜀文化的秦楚合而为一的特点。炎帝部族的另一次南迁是西北人沿汉江顺江而下，在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地带立足并开创楚文化。此次南迁也回证了炎黄两大部族发生大战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因为族群大规模的流动迁移有两种大的可能性，一种是人为因素即大规模的战争，一种是大的地质灾害，而后者显然可能性很小。

所以说楚人的根本在西北，炎黄大战是以西北的衰败而告终，在失败的屈辱中神农的后代将从中国北方经上古艺人口授心传的辞，在楚地发展成为楚辞，楚辞与诗最早的源头就在西北。楚辞与诗经一样是诗乐一体的故而就有楚歌之说，楚辞的韵律应是基于西北的周秦韵之上的，就如同陕北的小曲与秦腔的韵律之间一样，两者韵律很相近。现在流传的楚辞与诗经的境遇是一样的，只有词而曲已失传。楚辞的高潮往往是后面的乱曰，即大合唱之意。足见楚辞这种艺术形式宏大轩昂的气度。但楚汉战争之后，楚歌最后一次大规模亮相后就突然失踪了，像沙漠中的塔里木河一样。以后汉儒唐儒所作的楚辞体文赋已脱离了楚辞的乐曲而成了明符其实的辞了。如果做一个猜想的话看能否在秦陵中找到楚辞的工尺谱，因为秦军军阵中乐阵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秦陵中再没有的话楚辞的曲律就再无法找到了。上述就是黄帝部族入主关中后炎帝部族的南迁，以后做为秦楚同宗和战国时秦帝楚王统一中国的使命来说，最早可上朔到炎黄大战时期。

从炎帝时代开始西北与其他部族的融合与发展。炎帝时代渭水流域最为强大占据着东方广大的黄土农耕区，并以渭水流域为中心首先成为当时诸侯的盟主，炎帝东扩与黄河下游中原一带融合构成华夏族的主干，炎帝南迁楚蜀与长江流域融合形成楚蜀文化，以西北为中心形成中华中原，江南，蜀四大文化的最早地域分布。这种大的文化格局一直沿续到始皇帝统一中国。炎帝部族后裔周的立国西北更是有力的史证，从神农时代到周中国史前石器与青铜时代得到了全面的体限。

西周灭亡时是毁于猃狁也即炎帝的另一支族脉草原游牧民族，并由此开始了漫长的西北与塞外胡人的战争与融合，其间几千年的刀剑血火的战争，北方少数民族捣毁了西北农耕区的西周，包括以后的宋明王朝。秦赵燕三国深受其害，直到始皇帝灭六国之后仍将重兵精兵放在长城拒胡，胡人掠去汉人另组家庭，因而胡人与汉人从始至终血脉也是割不断的。

大的胡汉融合之势是武帝时的北击凶奴，汉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重创凶奴后，游牧民族环绕在西北的人口直接归顺了汉廷，前期抓来数十万胡人拥挤在长安城以至于成了问题，武帝没有象秦王那样斩首，将他们就近安置在秦晋间的黄河草场上，也即蒲城与大荔之胡。两千年过去了那里也是秦声秦韵在飞扬。

五胡打鼎时，胡人直接入主西北将司马晋王朝赶向江南，胡人以胜利者和征服者与西北人融合，但文化融合上是以炎黄二帝的汉文化为主流的。最终还是汉民族同化了来势凶猛的五胡，这是民族融和最为广泛的一次。

唐时与汉时的融合之路大同小异，先对外围各异族形成军事高压，然后再通商通婚，形成东夷再贡霜毛鹰，中华始识汗血马的强势融合。在汉开通丝路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回回遍天下的跨人种融合。

唐亡后孔子精神走向衰竭，西北也随着丝路的松弛走向衰败。以大宋朝小朝廷昏君奸相辈出开的千年积贫积弱的恶头，到洪武皇帝驱除鞑虏时是以楚越之人为主的，西北已处在默无声息之中了，清妖入主华夏之时发生在川陕鄂的白莲教已成为近乎邪教的反清复明组织，对于清妖西北人选择了不合作不反抗的放弃。这是明智之举，因为三省之边的秦巴山地，那里成不了什么政治气候。特别是清亡之后如果西北不是有一条陇海铁路上的火车，西北人就好象是生活在石器时代。此即从炎帝时代开始的西北与其他各地的融合。

应该记住的是秦南征军就地解甲之后经营两广及中南半岛。在中南半岛的越南泰国仍可看到秦人的精神特征，越南人的好战泰拳的实用凶狠就是秦人性格的浓缩。此外就是两广与中南半岛人的脸谱与炎帝族群的脸谱是一致的，即方脸高颧骨。

尽管炎黄二帝的生存年代有诸多的历史疑问，但是在中华民族秦汉大一统的思想指导之下，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太史公司马迁五帝归黄帝一脉的良好设想，即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是炎黄二帝，最有影响的人文始祖定位在黄帝身上，西北人也没有不同意见，炎帝庙的香火西北人自己烧。但河南人在新郑的黄帝一灵二堂应该引起西北人更多的观注。始皇帝，武帝，太宗皇帝难道说不知道祖宗的灵牌在那里吗，国共两党的党首难道也朝拜祭陵走错了地方。河南人那样只为招商引资的经济利益驱动而在新郑的皇帝一灵二堂的做法，是对中华文明5000年来的精神依托的背叛，应该对其予以制止。

面对如此现状西北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不能改变。中国东方的语言中心就在以炎帝为代表的渭水流域，对以燕赵语音为主的京腔不宜在西北过渡的推行，那里作为国都不足千年，那里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作为国都的最佳场所，可进可退，胜利了向南是一马平川的南下，失败了逃亡草原跑的无影无踪，但汉人从来不会将目光投向北京，大明王朝是明成祖夺权之后实在没有办法的选择。新中国建都北京与明成祖面临的国内问题基本一致，北方西安其经济承载能力不够，因为新中国面临建国后下一步是经济的百废待兴。而且另一因素是毛主席对美国人这一枪药已经装够装足了，对美国人必需大战一场在西北就早有准备。所以新中国建都北京是中共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所采取的正确选择。此前中华文明以西北为中心的的一切格局均已定型，大面积大范围的在西北推行京腔京味，长时间隔几代人之后，从炎帝时代留下的文化积淀会荡然无存。应在西北形成秦文化主宰一切的格局。提倡秦人说秦语，秦人唱秦腔，西北语区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区进行挖掘整理。在文字，声象，社交等领域实行西北文化的自保。也是做此散论的落脚点。

最后以曹植的神农赞作结；少典之胤，火德承木。选为耒耜，导民播谷。正为雅琴，以畅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