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27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7000处，县市级的有3万多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1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2处。再看世界上其它国家，英国文保单位有50万处，法国有4万处，希腊有40万处，甚至以色列、挪威等国都比我国多得多。 
　　 一、我国文物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1．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遭受建设性大破坏。在热衷关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条件和崇尚现代建筑的今天，许多文物古迹、历史建筑或地段、世界文化遗产等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遭到了无情的破坏，甚至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轰然倒塌，永远消失。如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周围历史建筑全部被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墙被毁；安阳穿城修路严重破坏历史街区；浙江舟山市冠以“旧城改造、发展现代经济”的名目，大肆拆毁定海古城历史街区，致使国家文化遗产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此外，文物古迹的环境遭破坏也比比皆是，星星点点的文物湮没在高大的现代建筑群中，让人很难感到它的价值所在。我国原有古代存留下来的城池约五千座，这些经历百年、千年沧桑的古城、古镇、古村落曾经拥有的古城墙、古城门、古城楼、古建筑数量之多、形式之丰富令世界为之震撼，而如今这一切在今人肤浅、缺乏文化素养的现代化建设中，在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内就被破坏、拆毁了。导致这种种令人痛心疾首现象出现的根源就在于有些政府官员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的政绩心理，就在于政府容忍开发商无知、反文化的掠夺式的开发。实际上，保护与发展孰轻孰重这个问题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面临的痛苦抉择，欧洲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大破坏的阶段，但他们及时醒悟，及时立法，及时抢救，因此保留得多，保护得较好。欧洲人是从意识、情感和制度等几个层面来维护历史的存在，因此，在欧洲不会有政府或官员去为了“政绩工程”而拆毁古建筑、毁坏古城风貌。 
　　 2．重建、恢复历史古迹以及“仿古”、“复古”之风盛行。当前在历史建筑、文物古迹保护方面明显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即热衷于对古迹遗址的修复和重建，而忽视了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和实物遗存的保护，从而降低了文化遗产的价值，杭州雷峰塔的重建就是一例，这也怨不得阮仪三们要大声疾呼“假古迹不要再建了”。威尼斯宪章强调文物建筑修复时添加的部分必须保持整体的和谐一致，但又必须和原来的部分明显地区别。禁止任何重建，这是历史古迹的保护都应遵循的原真性原则。因此，任何随意地、不分界限地进行“复古”、“仿古”，都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历史的讹传。对“已经不存在的东西，已被损坏，或早已湮没的建筑或构筑物”重新建造或按所谓的原样恢复，即使符合部分历史记载，但用现代的材料、工艺及施工方法再掺以现代人理解臆想的东西，建成的充其量称之为名胜，但决不是历史古迹，不具有文物价值。 
　　 3．保护的观念尚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的缺乏以及思想观念上的文化差异，我国上至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下到商家企业、平民百姓，或从发展地方经济、旅游事业，或从保护的方式方法，或从个人喜好等不同侧面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着轻视乃至不屑的状况，使得保护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如福州市政府对于城市规划的决定使得“三坊七巷”受到了建设性的破坏，平遥古城墙由于经营主体问题以至于坍塌半年余未修复，北京历史遗产门票涨价带来的专家、学者、百姓之争沸沸扬扬，有的学者甚至把类似于三国城、水浒城等已经商业化的东西也称之为“古迹”，此种例子不胜枚举。 
　　 4．保护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我国目前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都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或法规予以规范，均散见于各类不同层次法律法规及通知规定之中，且存在多头管理的状况，以至于职责不明或存在管理上的缺失。如《文物保护法》明确由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由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法》由国家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明确由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等。此外，即使国务院对于有关历史城市的总体规划作过明确的批复，但都未能挡住一些地方政府《拆旧建新》的城市开发建设步伐。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法制体系和法制环境的建立、健全和完善。